3. 2021年版：简化材料清单，限缩自由裁量

国家卫健委6号令第二十一条进一步删除“其他资料”兜底条款，将诊断材料明确限定为四项核心内容（职业史、健康检查结果、危害因素检测结果、放射性职业病补充材料）。
制度优化：

• 防止滥用裁量权：诊断机构不得随意增设材料要求，减少程序拖延；
• 降低举证难度：劳动者仅需填写基础材料，用人单位异议需承担举证责任。

二、诊断程序规则的演进：从“被动受理”到“主动保障”

1. 2002年版：程序启动受制于用人单位

原卫生部24号令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“没有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或健康检查无异常的，诊断机构可不予受理”。实务中，用人单位常以“无接触史”为由拒绝配合，劳动者因证据不足被拒诊。

2. 2013年版：确立“禁止拒诊”原则

原卫生部91号令第二十二条新增“劳动者依法要求诊断的，职业病诊断机构不得拒绝”，并明确诊断机构需告知程序及材料要求。配套规则第二十六条进一步规定，用人单位拒不提供材料时，诊断机构应结合劳动者主张及其他证据作出结论。
价值转向：

• 程序正义优先：劳动者单方申请即可启动诊断，打破用人单位程序控制权；
• 举证责任倒置：用人单位消极对抗将导致不利推定。

3. 2021年版：强化行政干预，提升救济效率

国家卫健委6号令第二十二条在延续“禁止拒诊”规则基础上，新增诊断机构主动告知义务，并简化登记流程（仅需填写《职业病诊断就诊登记表》）。
制度效能：

• 行政权力介入：卫生健康部门可依职权调取用人单位掌握的材料（第二十四条）；
• 压缩救济周期：职业病诊断平均周期从2013年前的180天缩短至60天。

三、立法逻辑转型：三大核心突破

1. 从“劳动关系依附”到“危害事实本位”

• 2002年困局：职业病诊断沦为劳动关系认定的附属程序，劳动者需先“自证劳动关系”再“自证疾病”；
• 2013年破局：取消以“职业危害接触史”作为职业病诊断的启动条件，不再要求在获得“劳动关系证明”再获得“职业病危害接触史”，方可启动职业病诊断，切断诊断程序与劳动关系的强制关联；
• 2021年定型：劳动者自述职业史具有独立法律效力，用人单位反驳需提供反证。

2. 从“用人单位主导”到“劳动者赋权”

3. 从“单一医学判断”到“社会共治体系”

• 主体扩展：将劳务派遣用工单位、平台企业（如外卖小哥职业性中暑）等非劳动关系主体纳入责任范围；
• 手段多元：通过行政处罚（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第七十二条）、信用惩戒（纳入企业信用记录）等多维手段保障制度落实；

四、制度影响：重构职业健康权保护格局

1. 劳动者维度

• 举证负担减轻：从“证明劳动关系”转向“陈述危害事实”；
• 救济成本降低：诊断程序与劳动关系争议可并行推进，避免相互掣肘；
• 新型群体覆盖：外卖骑手、网约工等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护范围。

2. 用人单位维度

• 责任范围扩张：实际控制工作场所的主体均需履行防治义务，无论用工形式如何；
• 违法成本上升：拒不配合诊断的罚款上限提高至20万元，且面临信用惩戒；
• 合规管理升级：需建立覆盖所有用工形态的职业健康管理制度。

3. 监管维度

• 权力行使主动化：卫生健康部门可依诊断机构提请介入调查，无需劳动者申请；
• 执法标准统一化：通过“危害控制力”标准锁定责任主体，减少监管套利。

五、总结与展望

三次修订呈现出清晰的立法脉络：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正义，从个体救济转向系统治理。其本质是通过制度设计，将职业健康权从“劳动关系的衍生权利”升格为“独立的基本人权”。

职业病防治法的演进史，实质是一部劳动者健康权不断挣脱形式束缚、走向实质平等的历史。唯有持续聚焦“危害控制”本质，方能实现“所有劳动者免于职业危害恐惧”的终极目标。

注：本文分析基于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》2002年、2013年、2021年版本及配套规范性文件，具体案件适用请以最新法律法规为准。